王恩哥院士：除了努力，人生别无捷径

一段时间以来，科研与产业两张皮，一直是困扰国家发展的一个难题。现在，我正好有一点自由时间，另外做了近二十年的科研管理工作，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所以说，做这些事情都是自然而然的。基础研究符合国家需求，探索如何完成产业化这一步，也是基于我个人在基础研究方面这些年的积累。做好这个实验室，是我60岁以后人生新的目标, 也许是我这辈子要做的最后一件事。

二，想为中国科学家争取更多国际话语空间

科学大师：您现在还在一些国际学术组织担任职务，比如是世界上最具声望的物理学术机构之一美国物理学会唯一中国科学家身份的国际董事，在这些国际学术组织，主要能做些什么？

王恩哥：传播中国物理界近年的发展和成就，为中国物理学家在国际上争取更大的话语空间，是我能做的另一件事。现在，我直接参加美国物理学会的核心决策，了解他们是用什么模式和范式工作。这个过程中，我可以介绍一些中国科学家所做的工作，比如有些国际物理学界、美国物理学界有影响的大奖，有些国际重要学术大会的邀请报告等，我都有机会推荐并参与评审。与此同时，我也可以介绍中国现行的科技政策，这些政策是很开放的，但国际同行的信息和我们并不对称。总而言之，我想帮助中国科学界在国际物理领域更多发声。我们上一代人虽然在国际学术组织中担当过一些角色，但当时受到各种限制，我们现在有这个机遇，可以做得更多、更好一些。

科学大师：对于我们国内的学术界来讲，这样的对称性交流和争取空间很重要和必要么？

王恩哥：科学研究是国际化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封闭不利于学术发展与进步。

科学大师：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要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您觉得可以怎么做？有什么规律可循？

王恩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政府对科教事业投入的加大，使我国科学研究的整体水平大大提高。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客观地讲，我们与世界主要科学中心的差距还很大。朝这个方向努力，要解决的最大问题是人和人的思想。要充分相信科学家，给科学家更大的发挥和创造空间。当一个人获得了足够的安全感时，他做事情就会更自由、更有创新性。

三，“在管理岗位上，我首先要求自己是一个科学家”

科学大师：不当领导，不做行政管理工作，感觉上有什么不一样吗？

王恩哥：我没有觉得有太大差别。从1999年到2017年，我做了将近二十年的管理工作，先在中科院物理所当了八年所长，后面是北大校长、中科院副院长。自始至终，我都以科学家的标准要求自己。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不一样，我个人觉得不当领导了，时间更自由一些，责任也不同了。

到了这个阶段吧，相对来讲时间自己更加好安排，不像原来做所长、院长，答应了人，说不行就不行，马上就有任务来了。校长更不用讲，很多场合你非去不可，很多人你非见不可。现在还好。所以2017年底我从行政岗位上退下来，心里很满足，而且生活现在也非常适然，更加容易接受，更加是原来的我。接下来就是思考一些问题，培养学生，自己做做研究，尽一些力所能及的社会义务。

科学大师：科学家能够胜任管理工作么？

王恩哥：科学家也可以做好管理工作。这两者之间并不矛盾。我觉得，科学家做管理者，跟纯粹的管理者肯定有不一样的地方。在科教机构的管理岗位上，我首先要求自己是一个科学家，而且是一个优秀的科学家，不能简单地懂一懂，因为我认为，一个优秀科学家在领导岗位上对一个问题的判断、思考的角度和方法，是不一样的，甚至做事的出发点和努力的方向也可能不一样。我认为自己做到了这一点。在领导岗位上，我也是一个勤奋的科学家。这可能让自己更累了一些，但心情是很满足的。

科学大师：怎么处理好或兼顾好科研工作和管理工作之间的关系？

王恩哥：管理和科研好像没有办法很好地兼顾，时间和精力也就那么多。但换个角度想，人不可能总处于一种状态，实际上你对自己提出了定位和要求，就总能找出时间来做不同的事。我一直觉得我自己的身份主要还是一个科学家。做领导的时候，经常会面对各种各样的困难与矛盾。缓解困扰和压力，不同人有不同的方式，有些人去锻炼身体，有些人去听音乐，有些人去写博客，对我而言，放松心情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实验室。

从内心来讲，我做研究的时候就能把烦恼忘掉。在管理岗位上，我每天坚持至少工作时间集中精力做好自己的事儿，有时候有些事把你气得够呛，但一进到实验室，有个十分钟八分钟我就能转过来。我这个方法也许不太被大家认可，但对我很有效，也是我最容易做到的禅修办法，能让我很快转移注意力，调整好心态。本来你注意力不应该放在一些无理的事上，而应该放在学校和研究所发展上，但往往不容易做到，这种情况下，不要跟着人家生气。

至少有十多年的时间，我在主要负责人岗位。有人问我，你做领导怎么还发文章，哪来的精力做研究？其实，你把研究变成自己的爱好，再累的话也离不开它。我也尝试过暂时不做科研工作，结果心情更糟糕，可能是我不够聪明，改不了了。

四，除了努力，没有任何本钱

科学大师：您是1978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用历史的眼光来看，你们这一代人，受时代影响的印痕很深。

王恩哥：我们这一代人恰好是改革开放后， 1977、78年上大学的，碰到的事情特别多。我有过这么多的社会角色，都是时代造就。由于历史原因，国内科技教育界曾有一个近二十年的人才断层，经过完整科学训练的人很少。我们出来后，既要干科学家、教育家的事，也要当组织者、管理者，一个人要承担很多角色，这跟个人没有太大关系，而是时代的选择。从国家来讲，也希望你多做些事。个人没有选择，每一步都不是自己设计和选择的。

科学大师：我们接触了一些科学家，发现勤奋是大家普遍的一个特点，您的个人历程中，好像这一点也很突出。

王恩哥：做人是要对自己有要求的。那幅照片（指墙上挂的一幅照片，1932年11名美国工人在纽约建造洛克菲勒大厦，中午坐在建设中的摩天大楼脚手架上歇息的照片），一直跟随我到每一处办公室，无论是所长、校长，还是当副院长。它是我在法国买回来的。我当时心里想，我们的国家还很落后，我们这代人得像这些工人建设纽约时一样拼命干活才有希望。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纽约的工人就是这样的，中午休息就坐在几百英尺高的脚手架上，吃点饭，休息一下。我心里给自己定下的目标就是从早上7点工作到晚上11点，每年就春节初一二休息，初三开始工作。这张照片对我的触动就是要奋斗，提醒自己除了努力没有本钱。

（编辑：52刷机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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