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到火星去

上世纪90年代始于两个句号。1991年，苏联解体，俄罗斯继承了火星航天项目，财政危机让这个项目停滞了5年。1993年，美国宇航局的“观察者号”失联，8.13亿美元湮灭于深空，差不多是原预算的4倍。美国宇航局提出了新的火星探索指导方针：更快，更好，更便宜。

火星车出场于2000年后。勇气号、机遇号和好奇号先后踏上火星表面的旅途。它们路过峡谷，岩壁投下的阴影可以长达数百米；它们路过平原，一连数个火星日都面对一望无际的地平线；它们也在颠簸的丘陵艰难跋涉过放射状的岩石裂缝和流沙。它们穿过尘暴，沙土被抛向离地几百米高的大气中，视野所及皆是黄色；它们也经历过晴朗寒冷的天气，地球远悬头顶，像一枚蓝色弹珠。

火星不再是天空中的红色战利品，而是一个需要精打细算去接近的科学目标。一位美国宇航局“2020火星计划”的工程师谈及此次与欧洲宇航局的合作，坦然表示：火星意味着花钱，一次任务耗费数亿美元，寻找盟友是必然之选。

国家也不再是星海中的唯一力量。商业航天公司发展起来，在这个追求实惠的航天时代，以降低宇宙航行成本为追求。其中，美国的SpaceX公司占据全球发射市场总量的五分之一，蓝色起源则在火箭引擎研发上一骑绝尘，他们各自赢得数十亿美元的火箭发射合同。

一本描述商业航天的畅销书写道：竞争是推动火箭发展的最佳燃料。在这个全新的赛道，竞争的激烈不亚于曾经铁幕两端的情况。SpaceX和蓝色起源均公布了移民火星的计划，那是他们势在必得的下一站。

星海茫茫

2019年11月，在位于河北省怀来县的地外天体着陆综合试验场，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着陆器悬停避障试验圆满完成。在模拟的火星约为地球三分之一的重力环境里，着陆器悬停、避障、缓速下降。

目前，尚不能获知它将降落于火星何处。据郑永春介绍，着陆的地点与探测器发射时地球与火星的相对位置有关，还需要兼顾科学性与安全性：要较为平坦，不出意外；也要有足够丰富的研究对象。

这颗红色行星表面有太多备选着陆区域。它的两极覆有冰盖，赤道处密布着细密的河网遗迹，记录着曾经存在的水文运动。它的山峰比珠穆朗玛峰还要高两倍，峡谷比科罗拉多大峡谷还要深，洪水的切割范围，比地球上任何地方都大得多。

人类曾一度寄望在火星上发现生命。连缀的陨石坑出现在19世纪天文学家的望远镜里，一度被认为是某类文明的运河系统。1976年“海盗一号”拍摄的一张照片上，丘陵的光影酷似一张脸。

在姬少亭看来，火星成为星际探索的当红目的地，也是人类幻想的流行载体。因为人类的孤独和好奇心。

以它为主角的故事映衬出当年最迫切的欲望。一战、二战的夹缝里，火星负责带来长着触角或喷出烈火的外星侵略者。一部描述火星入侵的广播剧曾让大半个美国陷入恐慌。太空时代到来后，火星成为实现野心的殖民地，描述人类在火星建立社会、发展经济政治的《火星编年史》和《火星》三部曲成为经典。

姬少亭发现，近10年来，美国和欧洲的主流科幻文学已经很少讨论火星上的故事了，作者们更关注“人与人的关系”，比如社会公平正义和个体权利的实现。“这可能源于缺少变化的外部环境，探索的目光自然向内投射”。

与此同时，中国科幻迎来了作品和影视化的爆发。姬少亭觉得，沉浸在不断向外进发的热情里，“我们相信自己一定能做成”。中国科学家对火星有着种种现实层面的研究愿望，在地球上与“荒漠化”作战的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刘永定，曾提出想用藻类改造火星，为人类移民“开路”。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工程总设计师张荣桥曾表示，深化对火星演变的认识，可以为保护地球、扩展人类生存疆域进行探索。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探月工程首任首席科学家欧阳自远则干脆表明，火星完全能被改造为生机盎然的“小地球”，使“地球-火星”成为人类社会持续发展的“姐妹共同体”。

郑永春多次到达广西、陕西、安徽、青海的群山深处，为那里的小学生做科普。他去过的学校，硬件和城里的学校相差不多，有新建成的教学楼和电教设备。但一些地方的孩子们告诉他，从未上过科学课，因为没有老师会教。他们几乎从未听说过2020年会在火星上行驶的中国小车。

郑永春给他们讲宇宙。比起城里的同龄人，山里的孩子们很羞涩，不会积极提问，但也极专注，不会频频查看手机。他们好奇的表现太过明显——整个人从眼睛开始发亮。在这群孩子中间，郑永春的名字正是“火星叔叔”。

（编辑：52刷机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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