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传志：我不是教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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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传志公开讲过，他最佩服的企业家第一个就是任正非，因为任正非有“看准目标，集雄兵八百里到达”的气魄和能力，而他自己与任正非行事相反，属于稳扎稳打的路数，“我要行五十里安营扎寨，再行五十里再安营扎寨。我们比较稳妥，一步一步地走。” 有联想老员工承认，和任正非当年的孤注一掷、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猛勇突进打法截然不同，联想的发展得益于背后有中科院这棵大树，多少有体制作依傍，而这也决定了柳传志的创业风格。 前联想员工吴念（化名）说，“柳传志是从科学院体系出来的，带着一拨人从无到有，从零到一，他要时刻考虑的是这波跟我一起干的人的未来。柳传志不可能冒险。” 打法不同，但从任、柳两个人的言论表达来看，本质却又是一样的，他们在那个时代，都需要从无到闯出一条道路。 2018年1月9日晚，74岁的柳传志拖着虚弱的身体站上了中国科学院大学的讲台。 《后厂村7号》记者现场全程聆听了柳传志的这次演讲。
虽然院方准备了座椅，但柳传志坚持站着2个多小时，为挤满了教室的学生演讲，期间柳传志偶尔需要用双手支撑住讲桌。 他的演讲题目叫《奔日子的人》，在他眼里，人分两种，一种图平静过好日子，一种是敢于不断追求，肯吃更多的辛苦，冒更多的风险的人，后一种人被柳传志称为“奔日子的人”，他认为后一种人，才是国家和社会赖以发展的主要力量。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柳和任又是同一种人。 巧合的是，这两个人在自己创业生涯之初都曾经有过跳楼的念头，这是柳传志和任正非异曲同工的一个小事例。 任正非1990年代押上全部身家搞自主研发，对员工说，成败在此一举，如果失败了，他只能从五楼跳下去。 柳传志的想跳楼，则另有一番戏份。
图为柳传志和倪光南 联想在1988年在香港设立公司，由倪光南主持工作，尝试自主研发主机板，从中科院借贷了三百万美元，因为利润低，这种最下游的产品是国外企业不愿意做的，但柳传志坚持一条，“联想要做那些外国大公司不愿意做，国内公司做不了的事情。” 结果主机板研发售卖后，因为电路的问题，遭到国外退货，把柳传志等人吓得不轻。当时柳的秘书周玲秀回忆，柳传志为这个事很焦虑，“这下可坏了，因为三百万美金砸下去，要是赔了的话，公司赔不起。所以，柳总急的，他说跳楼的心都有了。” 直到后面倪光南找到了解决电路问题的技术方案，才将事态彻底化解，几百万美元总算没有弄丢。 任正非负巨债搞研发，一举成功。柳传志借国资搞研发，虚惊一场。两个人的创业史，也都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大潮中的佳话。 5、“要学会拐大弯” 2013年，在央视《对话》节目中，柳传志提到一个环境适应论：联想就是在中国改革环境中，不停地适应环境。当大环境合适时，就努力发展。 大环境不合适的时候，就努力给自己创造一个小环境。当小环境也不行的时候，就待着不动，绝不能越过红线，越过雷池，才能保住命。 这番哲学的背后，是他不止一次的“拐大弯”实践。 早年的联想，一心要走市场经济的道路，而计划经济还没有完全退出，这个时候，经营过程中发生与政策碰撞的事情难免。 1987年，联想卖“汉卡”卖得红火，一共卖出了至少6500套，从工商局的年终审核表可以看到，当时联想已经拥有7345万元销售收入，550万元流动资金，给政府纳税347万元，但汉卡本身利润较薄，公司纳税之后剩下的利润加在一起才70万。
当时物价局简单地用汉卡销售价格与元器件采购成本相加减，认为汉卡就是暴力，向联想提出罚款100万。 采访对象告诉《后厂村7号》，当时公司里一帮年轻人不干了，将之视为“敲诈”，纷纷提议要召开记者招待会，以动舆论抗争，而柳传志遇到这事，反而很冷静，知道胳膊拧不过大腿，怒斥了一帮年轻人，“你们想干什么，公司还要不要活命了，如果真的开了记者招待会，也许你真的有理了，把物价局给告下来了，人家不罚你了，将来会有无数的坑等着你。” 柳传志有的是门路和办法，他私底下展开行动，找人托关系，最终把罚款额砍了一半多，只被罚了40万。 “要牢牢记住自己的目的，这样才可以让你避开很多不该发生的风险。”柳传志在中国科学院大学演讲现场也提到了这段经历，他这样对在场的大学生们讲。
靠卖汉卡、代理国外PC赚了很多钱，解决了如何活命的问题后，拥有自有品牌电脑——成了联想后续发展的又一大目标。 但最大的障碍是国家不批准。根据当时的政策，制造型业务，只有体制内的企业才能拿到国家部门的批文，体制外企业不能碰。柳传志想到的一个办法是，绕道香港，将原来挣到的和借来的钱，攒了100万美元，在香港成立分公司，“国家不给我们指标，我就在香港办一个生产小作坊。” 这就是联想研发计算机的起端。 央视励志创业节目《赢在中国》有一首主题曲叫《在路上》，作词是柳传志、张瑞敏、马云等企业家，著名歌唱家刘欢演唱，基调悠扬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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